在古代，如果遇到天灾人祸，宫廷里可能会上演一幕特殊景象：皇帝主动撤去珍馐美味，换上粗茶淡饭。
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——减膳制度。
公元1679年9月2日，京师发生8级大地震，紫禁城内宫殿剧烈摇晃，砖瓦横飞。
康熙皇帝迅速做出反应：搬出乾清宫，住进临时帐篷，同时下令“减膳、撤乐”，连续颁发《地震省躬诏》，在余震中坚持听政达两月之久。
展开剩余89%这不是个别君主的临时起意，而是一套延续两千年的政治仪式。
从汉文帝因旱灾“百官损膳，裁减御用”，到道光帝日常每餐仅设四道菜，皇帝们通过宫廷餐桌的约束，向天地与臣民传递着特殊的信息。
减膳：吃多少不重要，吃什么才重要减膳绝非简单的节食。根据清朝规制，皇帝日常膳食可达48品（正常规格）甚至120品（慈禧特例）。
而减膳时，御膳房会首先停进肉、海鲜、酒醴，以蔬菜、粗粮代之。不过，饮食上的变化并不是全部。
“避正殿、减膳、撤乐、易服”——这是一整套完整的修省仪式。皇帝需要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正殿，换上素服，撤去宫廷音乐，停止一切宴游活动。
在这场表演中，每一个细节都具有象征意义。
减膳之前，须由礼部或内阁正式奏报天变，皇帝明发“修省诏”，公布减膳期限。通常持续到天变结束或“灾消”为止。
整个过程严格遵循礼制，如《唐六典》明确规定：“小灾减常膳十之二，大灾去乐减膳”。
天人感应：上天的警告与天子的回应减膳制度的核心思想源于儒家“天人感应”学说。
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系统提出：“灾者，天之道也；异者，天之威也。天道失则灾生，威失则异至。”天地灾异被视为上天对人间统治失道的警示。
于是，当宋仁宗时期“大雨震电，坏京城民舍”，仁宗当即“避正殿，减常膳”，并下诏自责：“霖雨为灾，岂朕之不德所致耶？”他担心是自己的德行有亏才导致了这场天灾。
同样地，宋神宗因久旱减膳，群臣屡请恢复正常生活，神宗不允，直至甘霖普降才罢。
最有趣的是“预防性减膳”。
宋理宗淳祐九年（1249年），预知四月初一将发生日食，理宗提前九天便“避殿、减膳、彻乐”，史称“日食之警”。皇帝甚至在老天发怒前就开始自我批评，不可谓不虔诚。
政治剧场：罪己与罪人的艺术减膳可以看出，这种“减膳”表面是奉天法祖，实质是借“罪己”平息舆情、笼络人心。
这出政治剧场有多重功能：
其一，转移责任。汉朝就有“灾异策免三公”的传统，将灾难责任推给宰相。皇帝一边减膳罪己，一边更换高管，既保全了面子，又推卸了实质责任。
其二，广开言路。每次减膳几乎都伴随着下诏求言。宋仁宗在京师地震后“减常膳，避正殿”，同时下令“中外言阙政”，鼓励批评朝政。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称赞其“恐惧修省，以答天戒”。
其三，推行改革。明太祖朱元璋在吴元年（1367年）因“亢旱”减膳、素食，并亲撰《罪己诏》，开明朝“修省”先例。
康熙帝也是如此，他在平定三藩期间为筹措军费，“每日止进一味，如是者三年”，并令后宫织布补贴用度。这是带动了整个后宫为“节俭”做表率。
真诚与表演：谁在认真减膳？谁在逢场作戏？减膳制度的效果完全取决于帝王的真心与否。
唐太宗应对关中大旱、蝗灾泛滥时，不仅减膳、罢乐，还允许灾民迁入皇家苑囿垦殖，甚至表示“若使年谷丰稔，天下乂安，移灾朕身，以存万国，是所愿也”。这种真诚的担当令人动容。
然而也有大量形式主义的减膳。明嘉靖帝“壬寅宫变”后（宫女刺杀未遂事件），一度减膳避居西苑，实则借“修玄”之名疏于朝政，减膳完全流于形式。
虽然嘉靖帝号称“四季常服不过八套，食不过五味”，但是他花在为自己修缮宫殿上的支出远远大于这些表面花销。
更糟糕的是，明朝光禄寺常以“减膳”为名克扣开支，反而成为宦官贪污的借口。
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《叫魂》中提出的“表演性政治”概念，刚好可以解释“减膳制度”的本质。通过象征性行为传递帝王德性，但这种表演需要观众（臣民）的认可才能生效。
从宫廷到民间：减膳制度的文化遗产减膳制度虽随皇权衰落而消失，但其文化影响延续至今。
传统文化中“节用爱民”的思想，乃至普通百姓在特殊时期的斋戒习俗，这些或许就是减膳制度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。
以上就是关于宫廷减膳制度的内容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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